Friday, August 05, 2005

中國經濟的確是在掉頭

2005年08月04日 13:37:45  來源:《中國新時代》

專訪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唐旭

[唐旭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。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金融係,隨後考入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,1994年5月至今,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主任,同時還兼任中國金融學會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,是金融領域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經濟學家]

爭論仍在持續

自從3個月前,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·羅奇在《假如中國變冷》一文中發出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的預言後,有關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就一直是經濟學界和商業界關心的話題。

這似乎有點突然。僅僅1年前,人們還在為中國經濟是否存在過熱而爭執不休,彼時,全國各地的房地產業還在狂飆突進,南方出現大面積電荒,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繼續保持在令人咋舌的高位……在經歷了從1997年開始的長達5年的通貨緊縮後,中國經濟自2002年起重聚熱潮。甚至2003年的“非典”都未能阻擋GDP增長率衝到9.1%,所謂“中國世紀”成了西方媒體熱衷討論的話題,人們把提振全球經濟的期待目光投向中國。

但這一切,在新一輪宏觀調控過後,似乎都“安靜”下來了。

“假如中國政府在消除房地產泡沫後又在貨幣問題上讓步,就必須認真應對中國經濟將嚴重缺乏增長動力的風險。”羅奇說。

在這些撲朔迷離的經濟數據、以及迥然各異的論爭中,央行的金融和貨幣政策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的微妙位置,或許,這也正是我們理順中國宏觀經濟走向的關鍵線頭。7月11日,《中國新時代》就此話題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唐旭。

“中國經濟的確是掉頭了,但不會一猛子紮下去。”唐旭堅定而又平靜的語調,與目前酣戰正熱的宏觀經濟走向大辯論形成了鮮明對比。

“不能簡單從貨幣供應量放緩就做出‘趨冷’的悲觀預測”

《中國新時代》:目前,經濟學界關於中國經濟“過熱”還是“趨冷”的爭論愈演愈烈,在您看來,為什麼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觀點呢?

唐旭:中國經濟走向問題歷來爭論頗多,但今年的情況有些特殊。結合中國GDP增長情況來看,在1998年至2002年的低谷期之後,中國經濟在2002年開始呈上升趨勢, 直到2004年,經濟“過熱”現象比較明顯,國家因此加強了宏觀調控力度。

現在經濟界討論的焦點是,2005年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,會不會使中國經濟陷入低谷?另外還有兩種可能:中國經濟下降之後呈現出平緩走勢;還有一種就是短時下降然後再回升。目前這三種可能出現的情況表明瞭未來趨勢的不明朗,所以造成了市場上的想像空間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從金融政策的角度,您如何判斷未來中國經濟走向呢?

唐旭:我覺得中國經濟的確是掉頭了,但不會一猛子紮下去。首先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,實際上是在去年高位上的調整,比如投資增長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,2004年最高的時候超過了53%,是非常驚人的,儘管今年調整到27%-28%,這個數據仍然是很高的。如果這樣就斷言中國經濟增長後勁乏力,我覺得根據不足;

第二點理由,信貸增長速度的放緩並不是緊縮的信號。中國的貨幣供應量是很巨大的數目,如果保持過快的增長速度,中國的經濟那就肯定會出事了,因此應該控制在合理的區間內運行。以前我國的八五計劃中規定M2增長速度是27%。隨著基數越來越大,應該保持一種增長速度平穩下降、增長量逐步上升的曲線,從這樣動態的角度看,2005年央行規定M2增長速度是15%是合理的。按照國際經驗,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,貨幣供應量的增幅也是下降的,因此不能簡單從貨幣供應量的放緩就做出“趨冷”的悲觀預測。

另外,所謂通貨緊縮危機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,主要是看調控的手法。比如目前CPI(居民消費價格指數)下降至1.8%,實際上還有上漲的空間,像去年通貨膨脹比較高的時候,國家發改委採取行政措施控制物價,好多漲價需要報批的項目就暫時擱淺,所以當這些非貨幣因素適當放鬆以後,CPI會保持積極的上漲速度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既然貨幣因素不是CPI上漲的主要原因,那麼非貨幣因素的放鬆,是否意味著價格體系的開放?

唐旭:價格體系應該逐步開放,這樣做對於中國經濟也是很有意義的。首先會使得價格水準保持適度的上漲的狀態;其次有利於理順我們的價格體系;第三,在價格體系放開以後,透過利潤回升的刺激,對整個經濟的信心起到很大的支撐作用。經過這樣調節,我相信通貨緊縮不會發生,至少短期內不會發生。

央行的調控思路

《中國新時代》:央行是如何從貨幣政策層面進行調控的呢?

唐旭:最近幾年,尤其2003年以來,央行一直不斷地出臺政策,像提高存款準備金率、取消房地產優惠信貸、放開貸款利率上限、央行發行票據對衝由於外匯儲備過高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等等。所有的措施都是在平緩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壓力。

目前,我們是在擴大無形的手的作用,減少有形的手,貨幣政策更確切的說是一種市場調節,所起的作用將越來越大。比如說一些產業結構、區域經濟的問題如果透過行政、計劃的手段解決起來比較難,但透過貨幣政策的總量調整,將會傳遞到瓶頸狀態下的各地區、產業上,採取緊縮的方式可以把一些“虛熱”行業的泡沫擠壓出去。

但不能說宏觀調控就等於貨幣政策,還有很多非貨幣因素——比如上面談到的價格體系的影響因素——有時候是不可控的。所以貨幣政策尋找的是一個可預測的衡量指標,達到一個可控的機制,這些都是我們不斷研究的問題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目前,央行關注的重點主要在我國的哪些領域?

唐旭:從社會角度講,我們未來一段時期內將把力量放在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和完善上。因為在我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,農村是一個落後的區域,但同時又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,央行更多的是從金融角度考慮為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環境,比如提供中、小額度貸款,發展公司+農戶等方式拓寬農村的融資渠道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央行如何控制貸款的發放,商業銀行又怎麼防範風險呢?

唐旭:最主要的是貸款利率上限的放開,從這個意義上講,利率是自由化的。改變了過去銀行不願貸款的局面,現在放開利率上限以後,市場獲得了更多的融資便利,在一定程度上給銀行帶來利潤的刺激;同時也加強商業銀行的風險防範工作;對於非公經濟、三農問題也都是很好的改善和支持,這樣一來也提高了市場的貨幣供應量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商業銀行的穩健對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至關重要。目前,已經有外資參股中資商業銀行的案例發生,您如何看待商業銀行改制的前景?

唐旭:對於中國銀行業而言,商業銀行體系是最主要的一部分,佔到金融市場的60%左右,我國商業銀行體系遭遇的是對外開放的問題。按照規定,2006年12月前要兌現我們加入WTO之後的承諾,目前看來,大多數的承諾都已經實現,令人驚喜的是,並沒有發生過去所擔心的外資銀行擠垮內資銀行業的情況。

可以說,外資銀行實際上對中資銀行的衝擊比較小,正面影響比較多,刺激中資銀行改變自己的資產結構、增強服務意識、完善監管體系等。比如國有銀行上市就是改革過程中的一部分,在公司治理結構、風險管理上還有很多東西要做,和國際大銀行比還差很遠,很多指標像資本盈利率,外資銀行一般在20-30%,國內銀行還達不到這樣的標準,因此從投資者角度上看,要改善的問題很多,但前景是很好的。

中國經濟提速的支撐點

《中國新時代》:我們關注到近期與人民幣相關的一些數據。比如,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長、凈出口的增長等等。您如何看待這些數據所反映的中國經濟發展趨勢?

唐旭:這是相互關聯的一組數據,因為外資直接投資比較多,導致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長,從而影響到出口貿易的增長,近60%出口來自外資企業就很好證明瞭這一點。既然我國外匯儲備這麼大,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呢?

實際上,人民幣升值以後,受害的就是在中國設廠生產的外資企業,因為加大了外企的成本;當然對中國來講也有損失,因為外資撤離之後,直接影響了中國就業市場。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,每天每人一美元是最低的生活水準,但對於中國很多地區來說,這樣的標準是很高的,因此外商帶來了大量就業機會,即使是低成本的,但對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是有幫助的。所以中國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匯率,對進出口商來講都是最好的選擇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那麼,中國何時打破這種固定匯率的局面呢?

唐旭:很難說,所有的經濟學家都無法預測到。

《中國新時代》:站在金融政策制定的角度,您覺得未來中國經濟提速的支撐點在哪?

唐旭:對於區域經濟差異很大的中國來說,影響因素是相當綜合的,很難用一兩個點去概括。我個人覺得“非公經濟”對於未來中國將會有很大的貢獻,在這一點上倒是可以持鼓勵態度。

未來一段時期,人民銀行將極力推動對中、小企業的融資。中國的銀行系統最關鍵的是要改變一種觀念,要把“公有”與“非公”的所有制界限抹掉,只把所有制當作一個符號,貸款與否主要看企業經營的好壞。同時還需要國家法律制度的完善,這樣才能保護信貸的良好發展;對於民營企業來說,則要加強自身的法律意識和信用素質,加上國家金融的支持,相信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會更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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